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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证监会原主席肖钢首次回应15年股灾:不存在境外势力操纵

汇编:正风

资料来源:郑和岛

9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在集门法律金融论坛第76届讲座上发表了“终结“看涨阴谋”——你从2015年股市危机中学到了什么?”同一天。

会上,肖钢针对观众对“融合与2016年初大幅下跌的关系”的评论表示,当时市场的大幅下跌主要是由2015年汇率改革带来的人民币贬值造成的。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的升值,股市也面临升值,从而导致大幅下跌。

肖钢坦言,保险丝的时序和系统设计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是2016年初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下跌的原因,但指责保险丝导致了大幅下跌是不公平的。

以下是这次演讲的摘要

01.

"把股市的上涨视为政治成就是不恰当的。"

我提倡牛市,但如果这是一个异常的牛市复合体,它对真正的牛市不会有好处,因为牛市会导致多头空头和多头空头。从过去的趋势来看,a股市场的多头和多头是客观事实。

目前,牛市情结在全社会广泛存在。原因是市场参与者已经从上涨的市场中受益。

同时,在“牛市情结”下,政策大多是宽松的基调,表现出“多刺激少控制”的特点。然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最终,市场没有建立多头和空头的平衡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多头和空头的特征。

另一方面,当股市上涨成为监管部门的成就时,股市将对政府形成无形的约束,因为监管部门和政府都对此感到满意。这导致了一个多政策a股市场和“更宽松、更严格、更少空洞”的政策基调。然而,监管部门认为股市上涨是一项成就,不应该是复杂的。

因此,我一般把股市“牛空头多头”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六点:

首先,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不高,企业的进出也不顺畅。

其次,a股的投资功能相对薄弱,价值投资的概念难以实现。

第三,它缺乏做空和限制的能力。

第四,政策目标经常变动,影响市场预期;

第五,中小市值股票的长期估值过高,第六,短期行为受到监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今天,媒体传递信息和激发情感的特点使其在股市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甚至可以说,媒体已经成为股票定价的因素之一。

例如,媒体报道很容易在全球股市上立即形成一致的预期。但是,我认为媒体不应该对股市的短期涨跌报道太多,这不利于股市的发展。媒体报道非常重要,必须准确、客观和专业。

此外,现在市场总是说,为什么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为什么a股总是与国内生产总值不匹配?

事实上,这有很多原因。首先,上市公司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一些不具备长期稳定经营能力的企业,以及那些有潜力或发展较好的企业,不能进入或不进入。

其次,a股投资功能相对薄弱,价值投资概念难以实现,趋势投资投机成为主流。这是因为我们的周转率特别高。虽然我们有公共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但由于基金参与者的反复赎回,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也是零售的。

据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部分股权公开发行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达到了16%,但大多数基本公民并不享受。原因也是快进快出和频繁赎回。

因此,当a股市场中小股票的长期估值过高时,推行登记制度很可能会纠正股票估值高的公司的原始估值。这将对整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注册制度得到稳步推广和试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a股市场缺乏卖空能力的一些限制。卖空是确保市场稳定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我们经常将其视为贬损和负面因素。当然,我们应该打击蓄意造谣。

02.

“2015年股市泡沫是客观的必然”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每个人都关心的泡沫问题。

在我看来,经济转型不一定会导致股市泡沫,但股市泡沫往往发生在经济转型期间。

为什么?由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实际经济回报相对较低,再加上新旧动能的转化,新增长点的前景不确定,这很容易导致金融不现实,助长投机,制造资产泡沫。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转型时期,海外市场经常出现资产泡沫。从a股市场过去的经验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充裕的流动性很容易影响资产市场的价格并导致泡沫。

从数据来看是一样的,中国的七个泡沫实际上是在货币相对宽松的时期,其中三个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四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完善股市自身的制度和机制不是股市上涨的必要前提,2015年股市泡沫不是孤立的,而是客观的必然。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2015年的股市危机是由资本杠杆引发的流动性危机,引发了投资者的普遍恐慌,危急情况非同寻常。外国势力没有所谓的操纵。一些外国公司也因其非法行为受到惩罚。那是另一回事。

我相信,如果不是杠杆基金,市场本身就有一个稳定的机制,并将趋于平衡。然而,在杠杆基金的影响下,市场将加速下跌,并挤兑股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果断行动,防止可能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我们救市的钱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筹集的,并支付市场化的利率,所以商业银行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资金来维持股票市场的稳定,避免自己的损失。

从现在开始,虽然政府的救助基金不是为了经济效益,但救助基金采取了市场化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用银行的资金来挽救银行可能遭受的损失是有成本效益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在最低的时候买的,未来几年会升值。因此,不仅中国对市场的拯救是有效的,美国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有利可图的。当然,政府绝对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为应对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工具相结合,同时采取了多项措施,能够平息风暴,恢复社会信心和市场功能。然而,坦率地说,由于主观和客观的限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因此,我建议尽快完善应急机制,包括完善应急的法律规定,明确政府启动救市的标准和原则,建立国家层面的常态化危机应对机制,完善信息共享和风险监控机制,完善市场预期管理机制。

此外,不可避免的是,不仅股票市场,其他金融市场也可能经历剧烈的涨跌。因此,目前成立的财务委员会也应承担更多处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

与此同时,监管分工和数据孤岛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如何加快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建立风险预警模型以防止系统性危机的演变尤为重要。

03.

我们必须纠正监督中的“家长式作风”。

最后,我想说,我们必须纠正监督中的“家长式作风”。这是我们从总结历史中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尤其是在2015年是股票市场异常波动和危机的一年。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股票市场价格的信号,不要判断它是涨是跌,管理政府,监督有形的手,做监督应该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监管机构,首要职责应该是明确的,即如何发展市场,特别是不要用股市的涨跌来评估市场发展。因此,与我们当年评估的指数相似,这绝对是错误的。

当然,防止监管套利尤为必要。监督的方向是“两个保障,一个促进”。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我建议在推进监管转型时实现“六个转变”:

首先,监管方向已从注重融资转向注重平衡投融资和风险管理职能,以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第二,监管重点从注重发展市场规模转向加强监管和执法,规则、结构和质量并重。

第三,监管方式应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监管和全过程监管。

第四,监管模式从分散监管转变为共享监管和职能监管。

第五,监管手段从单一、强制性和封闭性转变为多元化、协商性和开放性。

第六,监管的运作已经从不够透明和稳定转变为公平、透明、严谨和高效。

如果我回到2013年,作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我将让监事回到自己的岗位,做监事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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