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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声七十年|杨燕迪

70部交响乐作品被选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既是一个聪明的想法,也是一个严肃的概念。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学、艺术、音像电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学院及该行业相关专家教授合作,制作了30张专业质量的《中国交响乐70年》cd唱片,总结了1949年至2019年中国作曲家(包括海外华人)杰出的交响乐杰作。示范效果明显,学术价值显著。交响乐作为大型器乐流派的象征性变体,不仅是作曲家创作技巧的集中体现,也是各国音乐家反映自身历史文化和独特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中国的交响乐创作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时,通过小尤美、黄自、蒋叶文、马思聪、冼星海、何绿汀等著名前辈的共同努力,在交响乐、交响序曲、交响组曲、协奏曲、交响小品等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为中国交响乐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看看70多部精选作品和70多位作曲家(少数作品是由许多人创作的),这就相当于一次新中国交响乐之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交响乐在过去70年中的脚步和足迹。当然,由于年龄、比例、品种、版权、重要性、代表性和可行性的考虑和权衡,作曲家和代表性作品肯定还有一些遗漏。然而,通过这张专辑,新中国交响乐的总体成就和总体语境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时期清新质朴的风格,通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音乐表达,到改革开放以来变得多样化、丰富化和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交响乐全景。事实上,这一基本轮廓不仅是新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和发展的基础和印记,也是新中国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反映和反映。这也是新中国音乐家的情感流露和精神记录。因此,这里响起的不仅仅是交响乐的声音。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人所经历的时代的咆哮和人生的感应可以在这里听到...

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繁荣和纯粹的乐观主义,在刘铁山和毛远的《瑶舞》(1952年)、史永康的《黄河的故事》(1955年)、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56年)等当时的代表作中都有明确的反映。这些作品的音乐词汇往往直接选自当地的中国民歌、舞蹈或歌剧音调,而和声和乐队写作则是指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民族音乐学派”写作风格,从而达到“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审美趣味。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刚,1959)的传奇应运而生——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交响乐的高潮和里程碑,它完美地融合了中国民间爱情传奇、地道的江南音调与外国协奏曲风格和交响乐叙事,从而达到了这种流传了60年的音乐的公认地位。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上半叶,中国交响乐创作转向以“革命历史主题”为创作主题。结果,以瞿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年)、王云杰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1959年)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1963年)为代表的大型交响乐诞生了。显然,这些作品中最成功的是吕其明的《红旗颂》(1965年),其主题旋律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特点。因此,这部作品已经成为党的旗帜的健全标志和代言标志,它的号召力至今还没有丧失力量。

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交响乐普遍停滞不前的异常艰难时期,仍有交响合唱《为毛泽东的诗谱写五首歌》(田丰,1970年)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尹承宗,朱王华,盛李鸿和刘壮合作,1970年)等著名作品——在我看来, 《黄河》的豪情和张力,以及冼星海原创《黄河合唱团》的气魄和创造力,与协奏曲的光辉、激情和多彩肌理重新融合在一起,这不仅使它反映了时代,也使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进入改革开放,中国交响乐终于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开放带来变化,中国融入世界,观念更新,价值多元化,技术新潮。这张专辑中三分之二的交响乐作品是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这确实反映了现实情况,也大大有助于改善公众和社会对中国交响乐作品近40年来的新创作不甚了解的状况。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响乐创作成就巨大,种类繁多,但在演奏、宣传、推广、研究和批评等方面仍然缺乏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张专辑的编辑出版显示了更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交响乐的历史进程,帮助音乐产业和社会对中国交响乐的优秀代表作品有更清晰的理解和评价,当然也帮助中国交响乐更快、更有效地走向世界。

具体来说,在近40年的交响乐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多样化、复杂而又有些激动人心的画面:几代作曲家聚在一起,中外的中国人聚在一起。丁善德、朱嘉儿、罗仲荣、杜明欣、郭祖荣等资深作曲家“全盛时期”,到了晚年仍会创作新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朱嘉儿。作为公认的交响乐创作“中国首席代表”,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深刻的文化思考和全新的音乐语言开启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他的艺术结晶是11部交响乐和其他多种类型的交响乐杰作。这张专辑收录了朱健儿的四首作品——交响组曲《千灵草》(1982)、交响诗《纳西一奇》(1984)、第一交响曲(1986)和第十交响曲《江雪》(1998),在单人作品数量上排名第一。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选择,也是对已故大师的致敬。

王希林、金祥、刘邓南、杨立青、金副总、卢再义、鲍元开、赵继平等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具有扎实的传统写作技巧的作曲家,在过去40年的交响乐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更加令人愉悦和自然的音乐创作路线,另一方面适当吸收了现代和当代的创新声音技巧。因此,他创作了许多稳健、真诚、富于表现力的优秀作品——如多彩的钢琴协奏曲《山林》(刘邓南,1979)、高效的“民歌主题管弦乐队《炎黄风情》(鲍元开,1991)、真挚感人的交响合唱《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卢再义,1993)。交响组曲《乔的庭院》(赵继平,2007),表现了作曲家对民间曲调和乐队技法的熟悉,以及大提琴和乐队代表作《木卡姆印象》(杨立青,2011),为独奏乐器和乐队等提供了出色的表演。

“50后”、“60后”甚至“70后”的作曲家属于改革开放后才进入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他们的交响乐创作必然带有这一代人鲜明而具体的印记——这一代作曲家的数量更多,国际视野更加明显,他们对如何在音乐中体现中国的精髓和中国特色也持有更加多样和多元的观点。著名作曲家如陈其钢(梁祝,2001)、陈怡(母题,2004)、谭盾(三声交响诗,2011)、盛宗亮(乐队协奏曲《十二生肖故事》,2016)、周龙(山海经交响,2019)都活跃在海外,但植根于中国。目前,中国有代表性的作曲家有叶小钢(交响曲组曲《永别》,2018年)、郭文静(帝子协奏曲《空山之愁》和《野火》,1995/2010年)、汤健萍(帝子协奏曲《飞歌》,2002年)、管霞(第一交响曲前奏曲,2003年)、朱石蕊(乐队和唢呐《凤凰涅槃》,2008年)、贾大群(交响曲《蝴蝶之恋的传说》),陆培(宋相鹤,2013年)、温德清(唢呐协奏曲《轨迹四》,2008年)继续从各自的角度探索和深化交响音乐的“中国化”主题。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年轻的名字,如梁磊、赵霖和周天。我们真诚地祝贺他们——这是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和希望。

一张唱片集,70年的声音回顾——在交响乐的声音中测量和品味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这不仅是一次独特的历史体验,也是一次独特的音乐体验。值此新中国诞生之际,我祝愿中国交响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光明的前景。

2019年8月28日,将改为疏勒寨。

作者:杨颜地

编辑:舒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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